咸宁市开足马力筑坦途，一季度公路水路完成固投27.6亿元

内容摘要：　二是跨境资本流动风险。

二是跨境资本流动 风险。

在伦敦清算所(LCH) 雷曼兄弟的利率互换账户名义本金达9万亿美金，LCH使用SwapClear系统在3日内基本完成了对冲，涉及了66390笔交易。在交易之初，清算会员就需缴纳足额的初始保证金。

（二）我国场外衍生品市场法律现状 与美国等发达场外衍生品市场相比，中国场外衍生品起步晚，市场极不成熟，监管规则与法律制度也不够健全，现行的《期货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又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且主要定位于场内商品、金融期货和期权标准化合约交易。2、理顺期货及衍生品市场的监管体制 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在行政级别上属于同一级别，一旦监管权限出现矛盾，可能出现难以调剂的结果。我国关于场外衍生品市场的立法对各个衍生品的信息披露规定比较分散，没有形成系统的场外金融衍生品的信息披露制度，这不利于监管部门加强监管，也不利于保护市场参与者的权利。危机后，除了被要求尽可能采用中央清算模式之外，严格担保品管理已成为普遍共识。回顾30多年来我国市场化改革的进程，商品流通领域的改革始终是市场化改革的核心与关键，它始终引领或制约着其他经济改革的进程，也衡量着经济改革的发展与成败。

目前只能能够为当地实体企业提供较为普遍的期现结合服务，例如提供仓单、质押等配套服务等。受此影响，在短短年五年时间里，OTC衍生品市场的市场结构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形成了中央对手方清算模式占绝对优势的场外交易，场内结算新格局。扩展和强化了美联储的金融监管职权，使其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总体监管权更为周延，并赋予其对系统重要性金融机构的监管权。

再次，以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存款类金融机构目前仍然在金融业内占据统治地位，金融业仍然以银行为主导，实力上的显著不均可能导致银行业监管部门在综合监管机构中获得压倒性优势，使得监管资源分配或者监管政策设计出现不合理的倾斜。进入专题： 金融市场 超级监管者 。但这些改革并未取消或动摇既有的多头监管体制。尽管这使得中央银行（英格兰银行）的金融监管权限得以强化，但仅就监管体制而言，英国反而退了一步，从单一监管模式变成了准双峰模式。

澳大利亚则以监管目标为基础，实行所谓双峰监管，由其审慎监管局和证券与投资委员会分别负责金融审慎监管和金融行为监管。特别值得警惕的，是那种想当然的将综合监管模式作为金融监管的发展趋势或高级形态而优先加以考虑的想法。

最后，由于我国金融监管体制建立的时间较短，加之金融业国有比重较大，监管部门同金融机构之间的关系比较复杂，监管独立性并未充分确立。其次，如上所述，综合监管有两层含义，即机构的统一和规则的统一。就我国实际情况而言：一方面，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分业而治，缺乏人民银行那样的超然地位。在借鉴国外经验时，这些深层背景值得关注和深思。

缓解这一问题的方法是整合监管规则。具体来说，在英格兰银行之下新设金融政策委员会，作为宏观审慎监管机构，负责监控和应对系统风险。目前更需要做的是总结监管经验，巩固既有成果，获取更多的监管收益，而不是在缺乏足够论证和经验支持的情况下贸然启动监管整合。然而，规则整合的难度更甚于机构整合，即使是在设立综合监管机构的国家中，也只有极少数（如英国）制定了适用于整个金融体系监管的统一法律规则。

即便如此，鉴于我国现有三大监管机构的规模，仅仅进行机构整合也将意味着巨大的改革成本。总而言之，监管实效重于监管形式，解决问题重于调整机构。

至于在全球金融危机和近期资本市场动荡中暴露出来的宏观审慎监管不足、金融集团（金融控股公司）监管无序、金融创新产品监管失范等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加强和完善现有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来加以有效应对。2010年6月，保守党和自由党联合政府执政伊始便宣布撤销FSA，更难免令人质疑这个超级监管机构的立与废在多大程度上是源自科学决策而非政治考量。

将剥离审慎监管职能后的FSA更名为金融行为监管局（FCA），负责监管各类金融机构的业务行为，促进金融市场竞争，并保护消费者。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主要职责和任务包括：货币政策与金融监管政策之间的协调，金融监管政策、法律法规之间的协调，维护金融稳定和防范化解区域性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协调，交叉性金融产品、跨市场金融创新的协调，金融信息共享和金融业综合统计体系的协调，以及国务院交办的其他事项。这种解读在社会上流传甚广，甚至引起了外媒的关注。（2）金融创新的蓬勃发展使得新型金融产品层出不穷，这些产品可能难以严格归入任何一个传统金融行业，从而给多头监管带来不确定性，要么造成重复监管，要么形成监管真空。经过10年的尝试和磨合，2013年8月，国务院批复中国人民银行提交的《关于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工作方案的请示》，同意建立由人民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部际联席会议制度。英国的改革措施通过对金融稳定和宏观审慎监管的强调，赋予英格兰银行监督整个英国金融系统并采取相应措施的职责、权限和手段，使其重返金融监管体制的顶端，并在金融监管协调中发挥主导作用。

四、完善中央银行牵头的金融监管协调机制是我国现实选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经营和监管体制大致经历了混业经营，混业监管――混业经营，分业监管――分业经营，分业监管三个阶段。（3）综合监管机构容易形成集团思维，将注意力和监管资源主要投向其认为对金融系统构成最大风险的机构或业务，而忽视其他的机构或业务。

结构的庞杂和权力的集中易于强化综合监管机构的官僚性，使监管趋向于固执和严厉，而对市场需求无动于衷。三、综合监管体制与多头监管体制本身并无当然的优劣之分 与某些流行观点相反，综合监管与分头监管本身并无当然的优劣之分。

在此基础上，择机成立以一行三会为主体、并有财政部等相关部委参加的金融稳定委员会，负责维护系统性金融稳定、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支持综合监管模式的主要理由有：（1）金融集团的发展和金融业务的日益聚合使得风险可能集中在集团中的某个单一部门，从而使得对集团清偿能力的评估变得极其困难，在此情况下如果实行多头监管，将导致监管职责碎片化，无法对企业的整体安全和稳健状况作出恰当评估。

新设审慎监管机构审慎监管局（PRA），作为英格兰银行的子公司，负责对各类金融机构进行审慎监管。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在保持多头监管基本格局的基础上统筹协调，充分发挥中央银行的牵头作用，是较为现实可行的做法。（2）综合监管可能导致跨金融部门的风险和恐慌传染，当任何一个金融部门出现监管失灵或丑闻时，公众会认为其他金融部门同样没有得到有效监管，从而导致信心危机。而一方的缺陷，又往往正是对方的优势/合理性之所在。

至于监管规则的统一，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制度的实际情况，更是极不现实。与此同时，反映传统监管机构特征的各部门之间在监管理念、监管方法和监管文化方面的冲突并不会因机构整合而自然消失，只不过由机构间冲突内化为机构内冲突。

但实际上，统筹协调并不等于统一监管，在未作充分论证和准备的情况下贸然考虑整合金融监管机构和金融监管体制有害无益。一、金融经营模式与金融监管模式之间并非简单对应关系 一种常见的说法是，分业经营对应分业（多头）监管，而在金融混业经营的发展趋势下，单一（综合）监管是必然选择。

而支持多头监管模式的主要理由有：（1）不同金融部门之间的固有差异可能造成综合监管机构没有清晰界定的监管目标，甚至出现相互冲突的目标，进而导致缺乏统一的行为标准、问责性降低、监管失去重点和效率，乃至运转失灵。二者都有其优势，也都有其固有的缺陷

从这些改革中，同样不能得出建立超级监管机构是大势所趋的判断。首先，我国金融市场尚处于发育阶段，金融部门之间的差异多于共性，绝大部分金融机构之间还有着清晰的划分，远未发展成熟到需要/可以由单一机构实行一体化监管的程度。现行金融分业监管体制的确立，如果从1995年《商业银行法》颁布起算，不过20年。因此，建议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现有的金融监管部级联席会议制度，明确赋予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监管权以及对金融控股公司的总体监管权，并对交叉性金融产品监管权限的划分（包括监管争议的解决途径）制定更加明确的规定。

在借鉴国外经验时，这些深层背景值得关注和深思。至于监管规则的统一，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和金融法律制度的实际情况，更是极不现实。

金融监管总体协调者的职责，由人民银行承担最为适宜。纵观英美国家在全球金融危机以来的采取的金融监管改革措施，重新认识、确立并进一步增强中央银行在金融监管中的牵头地位，是其一大要旨。

英国在危机后出台《2012年金融服务法》，废弃了FSA统领下的单一监管体制，代之以类似于澳大利亚模式的准双峰模式。三、综合监管体制与多头监管体制本身并无当然的优劣之分 与某些流行观点相反，综合监管与分头监管本身并无当然的优劣之分。